任弼時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，參與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。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，任弼時旗幟鮮明地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斗爭，并努力糾正黨內盲動主義錯誤。在抗日戰(zhàn)爭初期，任弼時受黨中央委托，前往共產(chǎn)國際匯報中國革命實際情況，闡明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正確路線。在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，任弼時經(jīng)過深入調查研究，及時指出土地改革運動中的“左”的錯誤，有力保證了土地改革的健康開展，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支持革命。這三件事，對推動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乃至整個黨的事業(yè)發(fā)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04年，任弼時出生于湖南汨羅一個鄉(xiāng)村知識分子家庭，先后在汨羅、長沙等地接受教育，汲取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營養(yǎng)。五四運動爆發(fā)后，任弼時積極投入湖南愛國學生運動，逐步培養(yǎng)起愛國憂民的赤子情懷，樹立起救國圖強的遠大志向。1920年，年僅16歲的任弼時參加毛澤東等發(fā)起成立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，后被選送到上海外國語學社作留俄學習準備，并在上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。1921年任弼時赴蘇俄留學，并于1922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。

共青團中央機關在上海的舊址

1924年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國，后擔任共青團（當時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）中央總書記，開始從事群團工作。在團中央總書記的崗位上，年僅21歲的任弼時在上海亭子間領導共青團投入五卅反帝愛國運動。任弼時極為重視團的政治建設、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，明確提出把團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根本原則；提出要用布爾什維克精神建設青年團，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“要能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(jīng)驗與理論”。任弼時特別指出“玄空”的理論沒多大用處，要“注意分析中國社會，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(jīng)驗與理論”，不應做“不顧環(huán)境的模仿主義者”。任弼時領導的團中央，積極協(xié)助中共中央指導青年運動，在斗爭中發(fā)展團的組織。到1925年9月，團員總數(shù)達9000多人，是團三大時的3.7倍，并且將1／3團員輸送給黨，壯大了黨的隊伍。

1927年4月，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，任弼時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。他代表青年團中央出席黨中央會議參與決策。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，任弼時挺身而出，旗幟鮮明地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錯誤進行斗爭，一連三次代表團中央向黨中央提交政治意見書，堅持黨要有自己獨立的主張。陳獨秀將他的意見書“碎之于地”，任弼時仍然堅持正確主張。

八七會議舊址

1927年，黨的“八七會議”召開。任弼時出席了會議。在會議討論中，任弼時與許多同志一起，對處理國民黨問題、農民土地問題、武裝斗爭問題等方面的右傾錯誤進行了批評。毛澤東在發(fā)言中，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、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、抑制農民革命、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。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，毛澤東提出了“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”這一論斷。會上，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。

1927年秋收起義后，任弼時作為中央全權代表回湖南考察工作，果斷地停止了再次舉行長沙暴動的冒險計劃，從而避免了流血犧牲，為革命保存了實力。

1928年，任弼時回到中央機關。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包圍下，任弼時置個人安危于度外，沉著奮戰(zhàn)，在總結實踐經(jīng)驗的基礎上積極參與糾正黨內的盲動主義錯誤。在極端困難的環(huán)境中，他同毛澤東等一道，為發(fā)展工農武裝，推進土地革命，鞏固工農民主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(jù)地，并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把黨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爭密切結合起來，使革命運動走向復興，進行了艱苦卓絕斗爭。

任弼時（站立者）在行軍途中

在1928年和1929年，任弼時曾兩次被捕，受到敵人嚴刑折磨，但他大義凜然，始終堅貞不屈，后經(jīng)組織營救出獄，充分表現(xiàn)了共產(chǎn)黨人的高尚氣節(jié)。